元 郭畀 青玉荷盘诗
郭畀的日记笔调随着邻楼的尹子源成功弄到财赋府的委任文件变得越来越灰暗。他的笔现在仿佛世俗波涛中心苦苦挣扎的无助的桅杆。这一时期频频出现于他笔下的人物不是自称有官场背景，就是兜里可能有点儿闲钱。他像一个空中楼阁的居住者极力想要说服自己相信这是真的，并对负责设计与施工的他的那些朋友丝毫也不怀疑。而在我们看来，这座美丽建筑物的根基恐怕原本就不牢靠，事实上它现在已经开始松动，并且有可能一下子就会塌陷下来。

央浼假借司所用

未觉圈套苦挣扎

杭州渐渐开始展露出它复杂而阴暗的一个侧面。吴若遗提点慷慨馈赠的鱼面果盘郭畀最终还是没舍得自己享用，于当天晚间就将它送到了一个省政府秘书张德辉的府上。后者作为客杭谋官一事实际上的策划者与主持者，至此终于渐渐浮上了水面。此人系郭的同学兼老乡，同时也是江浙行省礼部的员外郎。喜欢晚间在家中接待请托办事者是他的一项特色，让人不难领略他的居心。当郭为事情进展缓慢感到担忧，张告诉他可以去找一个名叫马从简的能耐很大的官员，这使郭不免喜出望外。但拜访的结果是“未允所请，归见德辉，德辉言来日当为著语。”当天夜里张德辉还暗示他，要想把事情早日弄成，不多花点钱看来是不成的。郭当场就把身边的钱全部留下，“付后司所用。”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不露声色布下的高明的圈套──为以后一次次的索贿埋下伏笔。由于郭在日记里对自己所干之事的难度与性质一直语焉不详，我们既不清楚它的实际操作过程，也不了解它在多大程度上要触犯当时朝廷的正常用人制度。自那一晚开始，郭的形象实际上已从一个诗人、山水画家变为一个丑陋的行贿者。每天早晨他准时出现在行省“伺候吏辈”，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被用在了告贷和凂人疏通关系。随着马某一次次的“未允所请”，“仍未从命”，“晚见马公，犹未慨然”，他开始在杭州城里失魂落魄地四处借钱。“盛亲家见借钱一笏”，“同方仲明舅见高国梁司丞说假借事”，“问李君德借钱”，“遣王二下长安盛亲家公处借钱”。他像一个精神统帅笨拙地指挥物质的士兵。有一次他公然在白天将钱送到一个管理档案的官员吴令史手里。

予滞留杭日渐久

干事未就盼转机

到了十月下旬，连他自己也开始看出整件事情好像已经偏离了原先设计的轨道。有一次他应朋友的邀请共进晚餐，同桌者为“大名（北京）人三都目，皆军中掌案牍者”，当他了解到三人中只有一个姓程的识字，其余都是文盲时，心中突然充满了强烈的憎恨。10月20日这一天他又去游了玄妙观，一个老道士向他卖弄道观的渊源与历史沿革，又被他当场奚落了一顿。他为自己心情的恶劣感到吃惊。他知道自己已经做错了什么，又不知道怎样才能纠正过来。他害怕末日审判的降临。回到寓所，事情仍然没有进展但圈套开始有了新的形式。大约是张德辉或马从简派人通知他，“是日本司文书有好音，但为张士瞻者阻之”。

于是我们面前展现出整部日记中最诡异神秘的一个景象──烧玄坛香──一连几天，在夜深人静以后。寓楼窗前的一只圆桌上，摆放着黄裱纸与供品，气味刺鼻的香烛忽明忽暗，心事重重的房主人仿佛老僧入定跪倒在地，祈盼冥冥之中能有一只大手为他扭转乾坤。而白天，人世的努力也同样还在绞尽脑汁进行着。他找到一个张士瞻的间接朋友李君宝，再由李转托自己的朋友马惟良“见张士瞻说话”。在此之前，他甚至连街上匆匆见过一面的大内官员井同知也不放过。他花一整天的时间寻找到井在新宫桥的下榻寓所，“凂于郭都事处著语”。“一个战士用完了身上最后一点儿武器，包括指甲在内”，这正是对1308年10月下旬的艺术家郭畀的绝妙形容。

长兴索俸作归计

醉感离别愁意浓

与此同时，一些迹象也表明他已在为可能面临的失败作准备。他找到在省财赋部门工作的熟人唐仲文，请唐出面写信给长兴方面，催讨他的父亲郭景星在那里任儒学教授时的欠俸。如不出意外，这笔钱将够他用来还债和支付回镇江的路费。另外，他让杭州学正张景芳为他送来一张照元除事劄子，（一种撤回申请的公文格式）以俟不时之需，也说明他已经打算从原先自我推荐、争取破格录用的强硬立场退回。这种态度以及策略上的突然转变有可能出自什么人的暗示或劝告。马从简与张德辉当然不在此列。当天夜间他可能又得到了某种危险信号，以至第二天一早起来就依样画葫芦，将照元除事劄子写好，并立即亲自送交江浙行省礼部架阁库主管雷毅夫。事情顺利处理完毕以后，他略微恢复了一点原先的生气。

寓楼檐下秋雨不断。事情的结果最后终于出来了。尽管已有心理准备，郭仍然无法坦然面对眼前的事实：对他的升职仅仅作出某种模棱两可的建议，而非原先私下里讲定的直接任命。他在杭州城南的山林中转了一整天，回来后打起精神跟新老朋友一一告别。第二天又在房东沈六郎的陪同下上街买了点当地土产如核桃笋干之类，并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醉了酒。“杭州，一个爱你的人现在要回去了”，我在难以言说的同情与伤感中读了他最后几天的日记：

“廿八日，早见唐仲文嘱俸事。次见宋春卿，会李士可，同二公游开元宫，次到寓所共茶。二公更欲相携，余以事不如意，舍之而别。李君德来。问卜。再到省中见杨生，嘱更迟一二日。见张德辉论乃事。见雷景颢，不遇。访郭总管，不遇。会李齐贤。又见德辉，值出。晚灯下坐久，谋之无计。更迟二日，且往长兴索俸作归计耳！”

郭畀客杭的无功而返为理想化的现实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的尴尬提供了新的失败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精明与狡狯与世俗较量的结果。因此我们如果说它是“偶然的”，不如说它是“必然的”。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一方以下职官员、饱学老儒、文坛名士等担纲，另一方却是把持政府要害部门的猾吏与要员。除了作者本人始终执迷不悟以外，我相信大多数读者从一开始就不难判断出事情的结局。

功名身外复何求

丘壑心中实过之

故事的场景从杭州转移到两百里外的一个山区小县长兴。他在知州吕某的官署中作了一段时间的座上宾，并与一帮当地文人混得不错。长兴的文化舞台较之杭州要小得多，甚至比他的家乡镇江还要小。他受到追捧当然是因为他的谦卑以及深湛的学识，但我对他在当地的逗留时间超过一个半月这一点还是不能不感到意外。等着欠俸问题的解决应该是个合理的解释，同时他那饱经意外打击的精神与肉体也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来休养。杭州留给他的伤口实在太大了，以至他返回镇江以后，又去焦山普法寺住了一段时间，“一洗城市之俗尘也”。

郭畀客杭的无功而返为理想化的现实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的尴尬提供了新的失败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精明与狡狯与世俗较量的结果。因此我们如果说它是“偶然的”，不如说它是“必然的”。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一方以下职官员、饱学老儒、文坛名士等担纲，另一方却是把持政府要害部门的猾吏与要员。除了作者本人始终执迷不悟以外，我相信大多数读者从一开始就不难判断出事情的结局。在日记中，我们看到龚子敬的推荐书到了张菊存那里就没有了下文。李叔仪的父亲资深书吏李伯玉代撰的个人求职报告竟然引用律文有误，在礼部、宣慰司、儒司之间遭到斥责与拒绝。张德辉一见面就十分可疑地把他拉到家里说话。赵孟頫态度暧昧。马外郎贪得无厌。王都目的刁难。张士瞻的强横。井同知的敷衍了事。凡此种种仿佛灰暗的电影镜头，使剧情的发展完全脱离了原先构思中的完美与精致。他的愚蠢在这里，他的可爱也在这里。天性温良加上中国文人骨子里的山林思想，使他对自身的失败始终能够保持息事宁人的低调态度。这也是他最能引起我敬意的魅力所在。在离开杭州前留赠友人宋春卿的诗中，他感慨“功名身外复何求，丘壑心中实过之”。在长兴，当一位名叫孟云心的收藏家向他郑重出示宋代黄居采的两轴湖石蜨猫时，他至少已能静下心来鉴赏，并发现“黄氏父子作石，用笔横拖，小作圈子，俗谓之野鹊翅也。”

深居简出隐归林

诗酒酬唱犹忆昔

郭畀在焦山罗汉岩赏月的背影尽管俊朗如玉树临风，但这已是他在日记里所留给我们的最后的身影。这以后他行云流水，深居简出，从一个世俗的积极分子退回到隐士般自律的生活方式之中。在元以后的文学星空中也只能找到有关他的可怜的一丁点儿踪迹，而且大都出自同时代某些存世书画上的题识。其中包括泰定二年（公元1314年）他曾与仇远等人先后在北宋书法家李西台的法书六帖上题款。天历二年（1330年）老友龚子敬回镇江扫墓，曾应请为他书谢宣城《泊舟》一诗。元统元年句曲外史张雨“过京口，天锡示此卷。其述怀二章，真无愧古人”。明天启年间他的两轴手录诗卷被收藏家汪珂玉发现，后收入四库全书本的《珊瑚网》一编中。45岁前后他曾与休休庵的年轻高僧了堂来往频繁，经常在一起诗酒酬唱，并自称：“向来用世心，转首成弃遗”。再就是他和倪瓒长达十余年的友情，也因后者晚年所作的那首诗“郭髯余所爱，诗画总名家。水际三叉路，笔端五色霞。米颠船每泊，陶令酒能赊。犹忆相过处，清吟夜煮茶”遂为世所知。这就是迄今为止有关他客杭以后生活的全部资料。其中倪迂的诗唯一有价值的是诗前的长序，不仅为后代有关生卒年的确认提供了权威的参考，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具体描绘出郭中年以后生活与艺术的片断：“天锡掾郎与予交最久，死别匆匆20余载，念之怅恨，如何可言？锡山弓河上玄元道观，锡麓玄丘精舍，其画壁最多……胜伯徵君携此卷相示，为之展玩，感慨并叙述其畴昔相与之所以然者，其中有不能自己也，捉笔凄然久之”。此序的落款时间是1363年12月10日，这样文学史家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将时光倒溯20余年来推测郭的卒年。从郭死后不久倪即弃家归隐笠泽蜗牛居并终老其身，不难看出他的那位大胡子朋友对他人生态度取向上所施予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和杭州有关。在我看来正是那次难堪的旅行将一个功名的热心者推向了相反的极致，这也正是古代中国文人中的杰出者在遭受人生重挫后的惯用手法和普遍出路。因此，让我们原谅郭不能做得比别人更好。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入世与归隐，庙堂和江湖，这巨大的文化鸿沟的两端向来势若冰炭，又分庭抗礼，“犹如南高峰与北高峰”，即使最伟大的哲学也无法将它们和解消融。

酒阑灯畔惊鸿瞥

客杭日记映古今

假如没有当初扬州盐商宴席上厉樊榭酒阑灯畔的惊鸿一瞥以及鲍廷博的热心刊印，今天的读者是否还能读到《客杭日记》？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它的作者当初写它时就没打算要将它当作名山事业。但它的存在却为我们研究元代的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类似照相机镜头那样的真实窗口。尽管作者与今天之间有七百年之隔，但他的欲望，他的梦想，他讲述的令人心酸的故事对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我们来说却仍然是那样亲切。仿佛一切仅仅发生在昨天甚至今天。因此人才市场和政府部门招聘公务员人头济济的应聘队伍中，只要你留心观察，你也会发现这中间的一个神情萎糜者很有可能正是这部书的作者。这是文学的魅力吗？也许是的，但这同时也是人性的魅力。时间与技术也许可以改变人的信仰与生活方式，但它无法改变人的本质。我相信在真实的心灵之间一定存在着一条秘密通道，这已经由古往今来许多杰出作品所证实，而现在，一个元朝的镇江儒学学录郭畀不过再次以他的真实记述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证明而已。

在中国文学浩瀚的版图上，元代曾相对被认为是 “薄弱”“平淡”的时代。除了元曲和杂剧硕果仅存以外，其他方面的情况都差强人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会在内心深处对厉鹗深怀抱怨，当初他在扬州如果能少喝几天酒，把那四册“行楷精妙，熠熠有神”的日记全抄下来该有多好啊！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总算知道在那个异族入侵、斯文扫地的年代里至少有一部散文作品叫《客杭日记》，它的作者是一位人称郭髯的年轻的野心勃勃的镇江人。一生如同宝石被掩于尘土之中，却始终能在精神与情操上善待自己。对他卒年的最新推断是1335年，不清楚是客死异地，还是在自己家乡镇江的床上。这一结论前不久由钱仲联、傅璇琮等教授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一书中作出。（此论尚可商榷）当然，这无论对当时或现在的文坛而言，都算不上是什么大事。在他的同时代人中他远非伟大人物，今天知道他并喜爱他作品的人事实上也寥寥无几。作为一名普通作家他只是像一名普通作家那样过了一辈子。生活在他看来也许既不是什么奋斗，也并非消极与逃避，生活只是在相对宁静的时间与空间里，真实、坦荡、敏锐、随遇而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碰巧这也正好是我素所崇扬的人生态度，也是我为什么尊敬他，并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持久地为他吸引的全部理由。

宋夏禹玉西湖柳艇图右上角有郭畀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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