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2018圣保罗双年展主策展人加布里埃尔·佩雷斯-巴雷罗提出“缩小双年展规模”的倡议，赢得业界很多的支持声音。这个提议的出现并不是在否认双年展本身，但它却指出了双年展的性质正在因为追逐利益而改变。

据苏黎世艺术大学的研究显示，目前全球双年展达到320个。在上世纪80年代，欧洲地区的双年展数量不到30个，现在增加到136个。1990年代末，亚洲地区约有20个双年展，现在则有82个。除了一部分老牌展览，很多国家也在积极筹办新的双年展：2018年新成立的双年展（包括形式相似的三年展）就有拉脱维亚的里加当代艺术国际双年展、曼谷艺术双年展、FRONT克利夫兰国际三年展等。与此同时，201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成为了122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分别在雅典与德国的82个场馆举办，参展艺术家超过200位。数量的激增意味着双年展愈加受到重视，但其被重视的原因也日益复杂。“出于市场的驱动以及对区域知名度提升的需求，‘双年展模式’正在快速扩散。但在新设立的双年展中，只有极少数是真的为了推进当代艺术的讨论而筹办。”虽然佩雷斯-巴雷罗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并力主精简2018年圣保罗双年展的规模，但是其口中那些热闹背后的隐忧仍然在继续扩张。

在威尼斯双年展获奖后，安妮·因霍夫的个展随即在巴塞尔举办，艺博会的热潮为展览带来了大量画廊和私人藏家（图为因霍夫作品《忧》）

首先，对于很多双年展来说，争取政府赞助是艰难的任务，很多国家的政府赞助并不是无偿的，双年展是他们推动旅游、促进GDP增长的好帮手。这种情况在国内外都很普遍，但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往往出现在很多亚洲国家，以及欧美各国的偏僻地区。其次，商业投资早已成为了双年展生存环境中最重要的支柱。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双年展和资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愈加紧密，私人基金会、画廊、拍卖行等机构对于双年展的赞助不断增多。因为，当一部分与相关商业机构有合作关系的艺术家被选入展览，其作品价格必然提升，对赞助人来说，利用双年展造势，来经营相关作品，实在不失为最快速的吸金方式。虽然这种双赢局面看似是市场的自然选择，但当你看到每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举办时，很多参展艺术家的作品便会紧随其后地出现在巴塞尔艺博会上，这种生意兴隆的“双赢”局面难免会让好评日益减少的双年展的身份显得更加尴尬。而在圣保罗，即便佩雷斯-巴雷罗希望展览更加纯洁，但长长的私人赞助名单，依旧刊登在双年展官网的显著位置。

双年展已成为艺术家“蹭热度”的对象，巨大的商机难免会让双年展的筹办受人所制

没有人希望负责“推陈出新”的艺术双年展会被资本左右，但参考威尼斯双年展的历史，商业赞助双年展获取利益共赢的行为其实自古有之。首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新艺术寻求市场。当时，双年展有专门的业务部负责协助艺术家寻找客户资源并销售展品，作品一旦成交，组织方收取10%的佣金。虽然这个部门在1968年被取消，双年展禁止交易的条文延续下来，但资本的力量始终徘徊在双年展门前。从这个角度看来，值得全球双年展策划团队担心的问题可能远不止作品的同质化，警惕资本的介入，尽量避免双年展成为一种品牌或经济模式，当它沦为可以被写入艺术家简历的吸金招牌，双年展的神圣性即刻便被瓦解。商业似乎是艺术发展的“原罪”，它们与艺术之间的互动不可能是目的纯洁的，但艺术从业者却需要注意合作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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