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前，就听说银川的郊外新建了一座设计风格现代的美术馆。来自台湾的策展人谢素贞女士（时任银川当代美术馆艺术总监）邀请我参加首届银川双年展。我准备前往，只因为其它重要工作的时间安排冲突未能如愿，一直心存遗憾。今年6月初，艺术史家吕澎先生电话邀请我出席第二届银川双年展，实现了我的这个心愿。

我赴银川的关注点有三个：其一，银川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地和商埠重镇，也是文明杂糅的西域汇聚点，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文化生态的现状如何？其二，在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中诞生、座落于市郊华夏河图艺术小镇，并标榜为“当代”的美术馆所追求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其三，吕澎先生正在进行的艺术史研究与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展览计划是什么关系？

据了解，银川当代美术馆是西北地区首个大型当代美术馆，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公共财政出资购买资产并委托社会力量运营的文化事业。可见银川地方政府是善用社会力量和市场手段兴办文化事业的开明政府。可贵的是，美术馆的建筑设计既强调本土元质特征，又呈现国际性文化视野。美术馆的愿景是通过这个窗口，改变城市文化景观，影响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尽管大力发展文化创新事业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以及树立文化自信都密切相关，但银川官方的大手笔还是有些出乎意料。

第二届银川双年展的主题是：“从沙漠出发——边界上的生态学”。由意大利策展人马克·斯科蒂尼（Macro Scotini）担任总策展人，邀请古丝绸之路沿线30个国家的80组（92位）参展艺术家提供作品。策展人将展览主题置于既定的地理-历史情境中，试图通过视觉化从四个方面诠释展览主题：一、游牧空间与农耕空间；二、自然中的劳动与劳动中的自然；三、声音与书籍；四、少数性与多样性。

不得不承认，策展人在银川这个文明冲突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地理文化结构的城市，树立如此厚重的展览主题，固然有在地灵感，或许也难免有文化猎奇的心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策展人的出发点与银川文化官方出发点的差异有多大？

展览的主题——通过古丝绸之路的背景与不同国度艺术家的参与直接触及到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文明的差异、冲突与包容将如何影响世界的未来。我确信，这绝不仅仅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态问题。

在当今世界，主要热点地区错综复杂的争端与冲突（比如阿以冲突、伊核争端、叙利亚危机、朝核问题等等），虽然各有宗教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而终究是文明的差异和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和多元化价值观的传播，认同多样性、接受差异性已逐渐成为时代潮流，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价值观已不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

然而，近年由于美国国内矛盾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新的国际性贸易争端，使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都深陷一种不确定性的全球化焦虑。因而，“从沙漠出发”，沿着古丝绸之路轨迹展开的文化生态思考便显得极有现实意义。

从文化学意义上讲，任何一种文明都是相对愚昧和野蛮而言的。文明意味着先进和较高级的文化，而愚昧和野蛮是落后文化的象征。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象征先进的文明与象征落后的愚昧和野蛮之间必然存在矛盾与冲突。往往是具有优势地位的文明以普世主义的名义试图征服甚至消灭处于弱势地位的愚昧和野蛮。而事实上，从人类文明历史的整体上看，任何一种处于有利地位的文明采用任何形式的征服和消灭手段，试图改变异类的根本——终究都是徒劳的。

马克·斯科蒂尼似乎是一个文化普世主义的质疑者。他希望从全球化框架的边界生态上发现一些少语/少数派的艺术魅力。他的思维逻辑的核心概念是“沙漠-游牧-生态”。从他的策展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受到荷兰著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Lvens）的收山之作《风的故事》的创意的深刻影响。早年，伊文思来到中国，选择戈壁沙漠来实现毕生梦想：捕捉不可见的风。在戈壁沙漠没有任何纷争，甚至完全不存在任何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沙漠”——风力作用下的地貌产物——是伊文思导演以极端方式展现环境关系的最后场景，是风的剧场。马克·斯科蒂尼借用“沙漠”这种极端环境，致力营造“少数”纯粹流动、纯粹循环，无起点也无终点的“文化”生存背景，实现了对文化生态哲学式的表达。

时隔不久前，因为工作关系，我再次赴银川，这里仿佛已成故地，尽管“从沙漠出发”中呈现的绝大多数作品已印象模糊，但马克·斯科蒂尼关于沙漠的艺术想象还令人记忆犹新。

从当代艺术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方面看，策展人与艺术家似乎已变得水天一色了。一个展览也可以看作是一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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