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演讲中提到：“我们的设计批评基本不存在”。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样讲，其实就是实事求是谈了自己的看法，没有要指责谁的意思。

　　我最早关注“批评”这个工作是在美国洛杉矶。1990年代，我除了在洛杉矶帕萨迪纳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Pasadena）做教授之外，也在加州艺术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 Valencia）兼课，我工作的地方被称为“批评系”（Department of Critics），我在那里的任教时间大概有两年左右，对它的名字非常注意，当我们后来和很多批评系的教授熟识，听他们谈当代艺术，才知道为什么这个学院的纯艺术专业那么强。加州艺术学院是前卫艺术的重镇，旗帜鲜明地创办“批评系”，正是它能够成为重镇的原因，没有艺术批评的理论，哪里来现代艺术？

　　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之所以在欧美很多国家得到大的发展，就是因为有了对称的批评力量，这一点也是我为什么经常说自己的当代艺术是半条腿走路的原因。我们没有批评的抗衡，很多时候所谓当下的艺术批评，仅仅是提供溢美之词的写手而已，空洞赞美、言之无物、规避问题，或者就帮着宣传骂人，没有理论根基，大部分没有接受过艺术批评的训练，几乎不懂得批评何物。这个风气几十年来已经蔓延到设计上面，居然在应该对设计提出尖锐、准确的意见的设计理论界中变成了显学，吹牛拍马成风。我们现代设计之所以难以达到国际水平，就是从来没有人说“不”，也没有人说为什么“不”。我参加过很多国内的设计研讨会，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自己有时候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演讲的人在讲些么，没有旁征博引，只有东扯西拉，对设计没有观点。这股风气的形成，自然是受外部原因影响，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设计理论界缺乏余英时先生说的“士”的存在。

　　余先生的“士”，是指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但是这类知识分子已经渐渐消失了，我看余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序言中说到，大概早在1930、40年代左右，中国知识界已逐渐取得一个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他提出：孔子最早为“士”所立下的规定是“士志于道”，用现代的话说，“道”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但这套价值系统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以求其实现的；唯有如此，“天下无道”才有可能变为“天下有道”。虽然“士”的传统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应该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美国思想家瓦兹（Michael Walzer，1935-）曾对中国知识人的这种精神感到惊异。他指出中国知识人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他们的独有的责任，这是和美国大相径庭的。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人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因此推断，这一定和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有关（见Michael Walzer：Thick and Thin: 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4，59—61页）。

　　艺术批评本来是一种对创造性文化提出意见的工作，比如针对绘画、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建筑、设计、时尚、娱乐、美食的批评，批评往往集中在把作品的目标放在历史文脉中进行审议，对创作者的动机、作品的审美定位给予鉴定，形成一种专业工作。批评家需要强有力的、精准的语言驾驭能力，有非常明确的“士志于道”的担当理想。他们要比一般人要更加敏锐，能够对文化创作的作品提出尖锐的意见，而不是只会歌功颂德。

　　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批评是无力的，在这么多不同的创造性文化中，我们只有美食批评做得比较好，其他的都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话语能力。我之所以说我们现在没有设计批评人，是因为我们的设计界缺乏“道”，也就是功能形式都达到高水平的标准，就是因为设计理论界大部分的人既无坚持好设计的“道”的勇气和理想，又无精彩的语言表达能力，既无心、也无手，缺乏负责任的担当态度，没有足够的语言表达技能，留下的就是溢美之词的滥觞了。

　　写出好的设计批评其实没有那么难，什么是设计的“道”，记得德国设计家迪特·兰姆斯（Dieter Rams）的“好的设计”的十条标准吗？针对性的根据具体的设计背景、设计师的意图、市场评价和审美意见提出来，就是好的设计评论。不要看人眼色写文章，直截了当的说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有好多人做这样的工作，好的设计评论就应该可以树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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